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公告中，多次提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说法，例如：“中央政治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继续乘风破浪、坚毅前行”“一定更能够在新时代把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更加有力地推向前进”“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等。最近在阅读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一书时，也发现，从2014年开始，中共中央总书记就发表了一系列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关的讲话，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2014）《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2017）《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2017）《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2017）等篇。可以知道，在十四五中，“中国特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如何从中国历史中汲取经验，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

一

今天提出的有关“中国特色”的问题，其实并非一个新的问题，至少从佛教传入中国后的东汉，在面对外来的佛教冲击的时候，中国的儒家士大夫阶层便开始思考此类的问题了。北宋著名的僧人赞宁（919-1001）在《高僧传》中收录了《唐京兆大兴善寺含光传》，在简述了含光的生平后，赞宁在“系曰”中写道：

又夫西域者佛法之根干也，东夏者传来之枝叶也。世所知者，知枝叶不知根干，而不知枝叶殖土，亦根生干长矣。尼拘律陀树是也。盖东人之敏利，何以知耶？秦人好略，验其言少而解多也。西域之人淳朴，何以知乎？天竺好繁，证其言重而后悟也。由是观之，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东人利在乎解性也。如无相空教出乎龙树，智者演之，令西域之仰慕。如中道教生乎弥勒，慈恩解之，疑西域之罕及。将知以前二宗殖于智者、慈恩之土中枝叶也。入土别生根干，明矣。善哉接者，见而不识，闻而可爱也。又如合浦之珠，北土之人得之，结步摇而饰冠佩。南海之人见而不识，闻而可爱也。蚕妇之丝，巧匠之家得之，绣衣裳而成黼黻，縿抽之妪见而不识，闻而可爱也。懿乎！智者、慈恩西域之师，焉得不宗仰乎！（《大正藏》50-879c-880a。另见：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79页）

在这里，赞宁用了三个比喻来说明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区别。一是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互为枝叶与根干。赞宁非常形象地说明了，枝叶如果在土中培植的话，也可以成为根干（枝叶殖土，亦根生干长矣）。因此，印度佛教（根干）传到中国（枝叶）之后，经过中国人的改造后，慢慢成为了中国化了的印度佛教。隋唐以来的基于中文的佛典创立的中国宗派，被朝鲜、日本和越南的佛教徒认为是佛教的最初的发源地。很多中国的佛教寺院也被看作是“祖庭”。同样，中文佛典本身，也被看作是最初的原典。赞宁的例子中举了天台宗的创始人世称智者大师的智顗（538－597）和玄奘（602-664）的思想，认为他们与强调“念性”（传承）的印度宗派不同，中国佛教更注重“解性”（另解）。所以，即便是印度人看到了这些新根干的植物，也会觉得异常新奇。

二是将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分别比作合浦之珠与冠佩。赞宁认为，如果说印度佛教是合浦（广西北海）的渔民所饲养的珍珠的话，那么中国佛教已经成为了官吏们头上所戴的帽子上的饰品珍珠。那些曾经养过这些珍珠的渔民并不知道这些漂亮的饰物是他们养出来的珍珠加工而成的。也就是说，印度的和尚对中国佛教也只有赞叹的份儿。

三是将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分别比做蚕丝和礼服上所刺绣的华美的花纹（黼黻）。对于华美的中国佛教来讲，印度佛教实际上仅仅只是原材料而已。在这里赞宁举了丝绸原料与黼黻的例子。他认为，这些漂亮的花纹，是那些亲自缫过丝的老妪所不认识的，也是从来没有想到的。

因此，对于赞宁来讲，中国佛教具有无穷的创造性，而这些是印度佛教所不具备的。印度很多的佛教学者到了中国，看到了中国佛教的发展，赞叹不已。因此，赞宁并不认为，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简单的移植，而是在印度佛教基础之上的嫁接和创新。

二

著名的华裔学者秦家懿（JuliaChing,1934-2001）在《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2版）一书中指出：

一位来自中国大陆、专门研究佛教和道教的教授告诉我，他认为佛教在中国同化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未来。据他推测，马克思主义必须先正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将他们汇入其本身的系统中，而马克思主义也会在将来的某一时刻溶入伟大的中国文化。（上揭《中国宗教与基督教》第194页）

按照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说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两个阶段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换句话说，是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照抄、照搬别国经验、模式，而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路。如果这样来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话，那么秦家懿在书中所提到的那位研究中国佛教和道教学者所认为的应当正视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其实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问题。

因此，中国特色的问题在中国并非一个新的问题。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道路，必然是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符合自己特点的道路。